在这个漫长难熬的特殊假期，每个人都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一度让人产生“人类已经战胜古老的传染病”的错觉，但正如美国细菌学家汉斯·辛瑟尔所警示的：“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们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

 

面对疫情，恐慌和焦虑是人类出于本能的应激反应，也是人体必要的自我防御。这场全民皆兵的攻坚“战疫”究竟还要打多久，至今无从研判，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隔离在家中，接受着各种疫情信息的轰炸，若非专业的医疗和科研人员，不免有爱莫能助之感。

 

但其实，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情：一是对这个历史性时刻进行记录，把每天的日常见闻和思考写下来，这些文字拼贴在一起将会是此次疫情的全景纪实，它们不仅能为当前的疫情防控提供有效信息，更能为历史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底稿；二是可以到书籍和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寻求必要的智慧和心灵的安顿，让我们能更从容地应对此时的困境。

 

在接下来一段时期，新京报文化频道将采访一批作家、学者、艺术家，请他们谈谈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阅读和思考。这些采访将记录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心理和文化状态，他们未必都能为疫情的控制提供良策，但在对一些事关宏旨的时代议题的反思和人们心灵的安顿自处上，他们将提供有益的思考或一份可参考的书单、影单。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青年学者和作家韩晗，他分享了自己在疫期的阅读和写作，以及对疫情的观察和反思。他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对于生命的敬畏问题，既包括对自然界所有动物生命权的敬重，也包括人类社会运作过程中每个个体的尊严。

 

采写 | 徐学勤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历史研究。著有《新文学档案：1978-2008》《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历史与摩登——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等学术著作，以及《大国小城》《读钱记：谁把历史藏在钱币里》《布拉格之夜：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等文学作品。

 

01 灾难会让人不断降低生活要求的底线

 

新京报：你在家乡湖北黄石过年，那里与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和黄冈毗邻，能否介绍一下黄石目前的疫情？

 

韩晗：如果单从人口密度和确诊人数的比例来看，黄石的疫情和黄冈一样严重。黄冈的人口与面积均为黄石的三倍以上，黄冈的总确诊人数也差不多是黄石的三倍。但如果从人口结构来看，黄冈的疫情控制难度更大，毕竟黄冈管辖七个县、两个县级市，而黄石只管辖一个县加一个县级市，黄冈乡村人口比黄石多得多，目前事实也证明乡村防疫是重中之重，这对于黄冈来说压力肯定很大。

 

另一方面是医疗水平，黄冈这么大，但只有一家三甲医院，而且县级医院人才奇缺；而黄石整体医疗水平居于全省地市州前列，特别是黄石中心医院、黄石传染病院等多家三甲医院，以及下辖的阳新县人民医院的医疗实力都比较强，患者也相对比较集中，这使得黄石的患者能得到相对更快、更好的救治。

黄石中心医院医务工作者。受访者供图

 

因为我目前足不出户，不了解黄石农村的情况，对市区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市民总体上非常自觉，既不出门，更不会开车。所以马路上极其空旷，除了零星的必须上班的医务工作者和警察外，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我在黄石出生长大，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观。

 

据我所知，目前黄石就诊的情况比武汉、黄冈都要好，暂时不存在无法就诊的情况。医务工作者都很辛苦，但他们成功地将死亡率控制在约0.2%，与湖北省外的总体情况相当，远低于全省的2.8%，位居全省末位；治愈率为6.8%，高于全省的4.8%，这当然是黄石医务工作者努力的结果。另外，社区工作者也恪尽职守，经常打电话来家里询问情况。

 

物资供应方面，据我了解目前没有太大问题，但因为大家普遍缺乏安全感，都有想囤货的心理。我的一个朋友，他居然在一家超市里买了25桶挂面和15斤面粉，如果每个家庭的平均采购量都远大于日常采购量，那么必然导致超市供给严重不足。

 

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出门确实“举步维艰”，走到哪里都需要测量体温，使得商场、超市等场所的工作效率大幅降低。不过，正如一个朋友所感慨的：“灾难会让人不断降低自己生活要求的底线，比起那些留守病房、无家可归的人来说，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新京报：身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你是否有对疫情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韩晗：一直在持续关注疫情，但是没有做日常记录。总体感受就是现在形势严峻。之前我对疾病史有一定了解，这次疫情在人类现代史上都算是一次重大疫情。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此次疫情的暴发地武汉又是中国重要的枢纽城市。湖北特别是武汉的疫情令人焦虑，因为目前处于一个“众声喧哗”的阶段，包括潜伏期、病毒分型乃至诊断标准，仍有一定的争议，而且目前拐点与平台期都未出现，但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社会秩序维护等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坦白说，我最近都不愿意通过朋友圈或微博刻意关注疫情，因为能够让人激动的好消息目前实在太少，相反看到许多求助、吐槽甚至一些令人愤怒的帖子，却又爱莫能助。灾难不但会让人不断降低自己生活要求的底线，而且会连带降低自己对周围一些人和事要求的底线。

黄石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救治病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样一个特殊的春节，你和家人是怎么度过的？

 

韩晗：春节之前，从武汉开车到黄石家中陪父母过年，准备大年三十后再开车去宜昌看望岳父、岳母。结果，刚刚抵达黄石便遭遇湖北各地封城，寸步难行。我戏称自己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每天和妻子在家中留守，读书、写作、翻译为基本日常，隔一天看一两部电影。因为不能下楼，就把平日里的散步和去健身房取消了，改为在家中简单运动。

 

02 以公心坚守正义，是人类普适的价值

 

新京报：春节期间读了哪些书？此时为何会选择这些书？

 

韩晗：有好几本书在读，比如潘光哲教授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与《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在断断续续地看，这两本书正好接续起来，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历程。潘教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是“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馆长，对于胡适、殷海光、傅斯年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他写的文章与专著很注重修辞，体现了传统学术研究当中的汉语之美，这在目前的学术写作中尤为珍贵。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潘光哲著

凤凰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另外，在读王德威教授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这本书我曾读过英文版，还写过一篇书评，手头的版本是王老师前年到深圳大学讲学时所赠繁体中文版。这本书无论是思想，还是修辞，都可以说是目前中国人文研究的典范之作。我一直认为，学术著作一定要好读，诘屈聱牙的翻译腔是对汉语之美的伤害。假如中国人只会说“武汉加油”，而不懂得“风月同天”的意蕴，当然是愧对老祖先。

 

还有一本刚读完的是谢健博士的《帝国之裘》，这本书获得过列文森奖，中文版的译笔极佳。它讲述清代对边疆产物的喜好，也反映了边疆与中央的复杂关系。这几年边疆史研究是热门，特别是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论也逐渐介绍到国内，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非常有益。《帝国之裘》研究了很多过去被传统史家相对忽视的问题，比如说边疆的毛皮贸易、蘑菇交易与野味市场等等。一方面，这些细微之处体现了当时清政府对边疆的治理，以及他们的国土观念；另一方面，也对当时边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书中谈到如何猎获动物皮毛与吃野味，这大概也是疫情蔓延时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帝国之裘》研究了中国人吃野味的起源，认为吃野味和穿皮草都不是汉族古已有之的历史传统，而是因为清朝统治而带来的游牧民族习俗。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吗？此时看有何特殊感受？

 

韩晗：春节期间，看了一些之前没什么机会看或是断断续续没看完的电影，以及一些小众的片子。当中有几部刷过几次的名片，反而又在这特殊时节看出新意——朱丽叶·罗伯茨主演的《永不妥协》、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以及凯特·温丝莱特主演的《朗读者》。这三部电影内容与时代各异，但它们都讲了同一个主题，就是对信念的坚持。这是中西方文化中都需要的一种精神内涵，恰恰也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其中，《永不妥协》使我最为感叹。影片女主角布鲁克维奇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单亲妈妈，她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赖在一家律师行以打零工为生，但她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承担着各种无法预知的风险，成功代理了美国史上最大的环境污染赔偿案，维护了许多人的生命安全，继而成为美国公益事业中最具名望的女性领袖。以公心坚守正义，是人类普适的价值，但极端的利己主义盛行，让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市侩原则。这部好莱坞经典电影，很值得推荐给疫情蔓延时坚守在家的各位朋友，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布鲁克维奇，我想很多人为的灾难就不会发生。

史蒂文·索德伯格导演的电影《永不妥协》（2000）海报，该片曾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

 

新京报：最近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韩晗：写了几篇关于疫情的分析文章，包括一些学术文章和媒体约稿，也顺便打理了自己的公众号“布拉格之夜”。另外，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翻译英国近代传教士富翟氏的《扬子江纪行》，这本书讲述了晚清武汉与长江流域的一些情况，今年春节正好翻译完。

 

这本书有几个内容让我非常有感触：一是中国人的卫生状况，富翟氏认为，中国人必须要注意公共卫生习惯，“私”是流行病蔓延的动力，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当时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不操心公共卫生问题；二是富翟氏发现，晚清时武汉，每当瘟疫、水灾之时，就是考验人性之时。她专门讲述了晚清时暴发于武汉的水痘瘟疫，同样非常惨烈，当时人人自危，西医、中医与巫术同台竞技，许多人因为恐惧传染以邻为敌，甚至亲人反目、朋友翻脸，我读至此时，仰天长叹。

 

03 疫情应当让我们重塑对生命的敬畏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有何政策建议？

 

韩晗：人类所有的疫情都始于天灾，发于人祸，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这个假期我还看了一部印度电影，叫《厕所英雄》，里面有一句台词很让我触动，“每个人都在批评政府，有没有谁考虑过自己也有责任？”正所谓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场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最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于生命缺乏敬畏。

 

无论是对野味的追逐，还是一开始一些机构与官员的慢作为，以及一些机构把医护人员逼迫成为医疗装备的“乞讨者”，我不想用悲天悯人或是愤世嫉俗的情绪来描述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仍然还很不够，这是尤其需要反思的，敬畏生命远不止是爱惜自己的生命，还包括尊重他者的生命，善待大自然与这世间万物。

 

另一个教训，是目前中西部地区基层优秀管理人才的缺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一定要对舆情足够重视，要有基本的舆情观，要发现舆情里反映的社情民意。我们常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网络舆情可以反映许多问题，尤其在工作中要重视一线工作人员的反映，不要忽视群众的智慧与意见，更不可将一些谏言、诤言当作洪水猛兽。主政者的胸怀、视野与格局等综合素质非常重要。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韩晗：我一般不推荐书，如果非要推荐一本，我推荐北岛先生的《城门开》，这是一部节奏很慢的书，可以让人获得精神的安宁。北岛笔下的老北京城，一点都不矫情，充满着疫情与焦虑蔓延时最缺乏的生活情趣与人间温暖。北岛借用了父亲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个接送”，这句话道出了人生最真实的本质，参悟了人生，也就更懂得敬畏生命。